陈寅格困局——南渡北归读书笔记1500字

陈寅格困局——南渡北归读书笔记1500字:

抗战时间,南渡学者思想大抵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南渡即为暂避敌之锋芒,徐图后计,对战争抱有必胜之信念;二是南渡即为随众而行,避谈政治国事,换个安全的地方研究学习生活而已;三是南渡之时就对战争抱有悲观情绪,有客死他乡只打算。其中陈寅格就是第三类的典型代表,他在情感上有着强烈的民族独立期盼,又在理智上的对战争态势抱有坚定的悲观,导致他在南渡的过程中精神倍受煎熬,形成了无解的困局。

战与和

当日本侵华伊始,战与和、忠与奸、爱国与卖国就一直就是围绕在中华民族的话题,继而分裂出主战派和主和派,这两派并非以是否爱国为界定,而都以爱国的名义为出发点。其中,胡适即为文化界主和派的领袖,按照他对当时中国军事力量的判断,远远不能与日本抗衡,继而有“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之前为之”的言论,以这种方式谋求暂时和平,徐图后计。这即也符合陈寅格的观点,只是陈寅格少言政事,一身心事压在心头只能徒有叹气,这态度也使得他在战事蔓延到无法控制之后,还摇摆不定,最后匆匆南渡避难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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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一派主和派相异的是汪伪一派,伪南京政府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曾发表一篇《战与和》的媚日自欺之文,此文核心观点乃是批评蒋介石在抗战开始一直寻求于西方大国(美、英)予以中国抗日支持的行为,借古喻今,称其行为如宋借金灭辽,借元灭金,辽灭北宋亡,金灭,南宋亦亡,还不如直接于受降于日。如此观点虽说不无道理的,就今日之漠河以北,外蒙皆有此种原因,但就民族立场上说,两者差异巨大,汪系政府,在野时煽动战争,掌权时要大家屈辱求和,缺少的是爱国之心和对国家的忠诚。相较于这批些人,陈的爱国之心甚是高尚,因此而更受煎熬。

北归端恐带来生

“日、美开战之初,日本不宣而战,偷袭檀岛……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南进(东南亚)北进(苏俄),独不反对其西进(中国),而今则日本权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矣。”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演说。

年这段话现实体现了,37年之41年抗战期间,美帝隔岸观火,国内战线节节西退的孤军之苦,北平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一连串的前线战报,让陈寅格之类抱有悲观态度的人更加笃定了亡国之命运。在抗战前四年,陈氏一路南逃,38年落脚于云南边陲小镇蒙自。读后感m.simayi.net期间其对自己的来蒙自的目的,有所表露“此次来蒙,只是求食,不敢妄称讲学”,此间带有对自己和国家的未来希望的渺茫,既无心亦无力的无奈。在蒙自期间陈留下一首《南湖即景》,其中两句为“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带来生”,这两句有杜甫《示儿》一样对北归的期盼,但在心灵寄托上,杜甫在诗中寄托于下一代收复山河,陈的诗中则显得无可寄托之对象,而是虚无缥缈的来生,更显得万念俱灰之悲哀。

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

39年春,陈寅格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再各种权衡之后,陈决定赴英受聘,但行至香港,欧洲战事已起,故陈只能在港进退维谷,期间与傅斯年信中说到:“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烦不任,不知兄河以教我”,信中陈对各方情况,国事、家事、私事都不如意,已到无可附加的地步,显得无比无助。这种情况反复直到41年末,珍珠港事件第二天日本对香港直接进军,15000年驻港英军继而被俘虏,香港沦陷,陈寅格经历了逃出沦陷区,一路南渡,又被动的进入了沦陷区的窘境。

在香港沦陷区内,陈寅格显示了他无比绝望背后的坚强,和民族气节。在这段期间,曾有日本军队强行征用陈所暂居的一栋楼房,但是全都亦无人敢不从的情况下,陈亦然孤身下楼与凶悍的日军交涉,争取转移搬家的时间。后日方得知陈寅格学术地位之后,多方笼络,陈亦在节衣缩食情况下“不食敌栗”。种种这些都与其悲观的态度形成强烈反差,这就他身上背负的困局,一个无助而又悲观的爱国文人。

在多方努力之下,陈寅格于42年下历经艰辛万苦,最终逃离了出了沦陷区,在一封于好友刘永济的书信中写道“第前居香港半年,每食不饱,后得接济,始扶病就道,一时脱离沦陷区域,获返故国,精神兴奋”。可知,陈在沦陷区精神煎熬已到极致。

陈寅格一生的观点是“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自知并非下愚之人,而又不想做上诈之人,生活在那个需要信仰才能活下来的艰苦岁月里,他永远也走不出这个困局。作者:休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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