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颂》读后感3000字

《风雅颂》读后感3000字!

作者:王久衔

对经典文本的批评,是否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最近读书的感触是,“你被绿了以后呢?”

这个句式来自鲁迅,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结尾,娜拉果断出走,离开了束缚自己的家庭,也向无视女性自由和女性意志的整个社会发起反抗。鲁迅先生对此提出了进一步的质疑,“金钱是可恶的,但不能不提”,指明了娜拉出走之后的结局与命运。

而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相同的句式可以继续沿用——“你被绿了以后呢”——要加上疑问词,再配上反问的问号。疑问在于,你对情感背叛的反复书写究竟是为了什么;反问在于,反复书写之后,又是否能起到一丁点的作用?

年前读批评,看到一个观点竟意外地认同:中国当代作家不得不面对要和现实主义或现实性对话的问题。换言之,《讲话》在前,“文以载道”在身,无论作家如何天翻地覆,都不得不回应来自主流现实主义的诘问和质疑。而如果用“与现实主义对话”(个人对这个词不是特别满意)来替换“文学与政治”的核心命题,整个现当代文学史或许会更加连贯一点。尽管政治性的命题更为普世,但不可避免的将历史性分期与文学性分期画上等号,以此用地域和意识形态来割裂文学。而将矛头对准现实的书写,所谓的“市场化”可能会更早地介入文学现实,逻辑上会因为初始的圆融而显得框架更大,也更容易自洽。

倘若大胆采用我的这一妄想式的理论框架,作家对现实描绘的无力会更加清晰。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前,丁玲的写作被认为是“真实而非典型的”,这一评价意在指出对立的阶级话语和“戳破”的大众写作之间的关系。其深层话语是,读者的“猎奇”思维和作家的“反映现实”之间存在着落差。一方面,作者需要描绘现实,依托真实感来完成社会思潮的文学性号召;但同时,读者对文学艺术的预期并非完全不能作用于作者,毋宁说,作者的价值判断对读者的反映有所预期。文学理论将其称为“理想读者”,但我个人的所指可能更偏向李敬泽先生的《致理想读者》:某些不必言明的群体自觉。

引用丁玲的例子,是为了和当下的写作完成一个粗浅的纵向对比。当代的很多作家,对现实男女关系的写作困囿于主观性的判断,而表现出“皇帝今晚吃几个窝窝头”的一面。阎连科、格非、苏童……这些曾经代表了先锋意志或实践探索精神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显得愈发无力而疲软,甚至可以在横向的参考里总结出一些被他们嗤之以鼻的“模式化”写作痕迹。主角的个体精神的软弱根本无法面对妻子的出轨,小说的要求决定了作家不能按着我们所提倡的法律程序按部就班展开叙述,所以他们不得不斜搭、胡扯,来完成一个又一个故事。谢有顺指责孙甘露“只是没办法写好一个故事”,这一评价辛辣而决绝,但并非全无道理。同样的,这些作家能不能写好“你被绿了以后呢?”的故事?

北村在《安慰书》里描写了两代人的纠缠,情绪饱满,但逻辑混乱:叔叔对侄女的疼爱被作家臆想着推上了逻辑的核心地位,以致于揭示最终内幕的时候读者很难相信,因和果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格非在《不过是垃圾》里写“大款”睡了“女神”和女神人到中年之后面对金钱的堕落,但最后的落脚点却是这个大款的“真正的洒脱”;阎连科在《风雅颂》里写了大学教授面对出轨的妻子和她的校长老公的无力,《诗经》的风雅被迫和“天堂街”的妓女相对照……这些写作未尝不可,但总显得无力:既不能回应被绿了之后要怎么做,也不能通过被绿写出更多。用更通俗的说法是——作家描写的大款和拥有金钱的老板们,就只能干出这些事情吗?

《风雅颂》的后记里,阎连科写到:“别人说我给当代社会贫瘠的知识分子们沉痛的一击,我说没有没有。”这个否认证明了他还有写作的自觉,当然其因果逻辑仍然是倒置的:《风雅颂》最终否定和批判的,不是高校的知识分子群体,而只是作家阎连科本身。杨科这一形象与知识分子群体画不上等号,基本上符合阎连科自己所说的“对大学高校的臆想”。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仰视或隔着窗子的视角,将一个副教授的困难全部浓缩在了职称的评级之上,忽略的是背后完整的、延绵的生态链。读后感www.simayi.net杨科的软弱、退缩、怯懦,在脱离了普遍意义之后,个人化的价值判断也不再重要,剩下的只是对作家的批判和嘲讽:你丫就只能写这个了吗?李副校长的盘算、妻子的势利、学校的思想的自我阉割,或明或暗的抽象指代,最终揭示的还是那个自我高潮和自我陶醉的作家形象。杨科的愤怒不是知识分子的愤怒,只是他阎连科的愤怒。至于非要扯一嘴的“我忘了六月四号是什么日子”,或许用某公众号的评论就可以定论了——“他对方方的支持姿态,言语里满是等待着发表诺贝尔文学奖感言的踌躇志满。”

郑小驴的《去洞庭》和石一枫的《不准眨眼》表现要好很多。《不准眨眼》写女生为钱出国加人十年归来后,三个贼心不死的男人的碰面。充满了荒诞的气息,残留的爱情、粗暴的肉体和市侩的抉择被放置在了一张桌子上,通过“不准眨眼”的游戏完成了彼此的面面相觑。《去洞庭》则让出轨本身变得绵长可感,生理欲望和心理需求在其中错落分布,秋日风光的磊落爽朗和杀人密谋的阴森粘稠相互稀释,在“去”的时态里解构道德。这两位新一代作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但他们的探索只能算是点到为止或隔靴搔痒,还没能真正往前迈进。

回到我最初的那个疑问:对文本的评价是否应该有时间的限制?《风雅颂》于《安慰书》《去洞庭》《不过是垃圾》《不准眨眼》的写作时间并不一致,甚至分隔在二十一世纪的两个十年里。尽管我尝试用“对话现实”来取代“对话政治”,但毫无疑问,与政治相关的经济的波动决定了现实的波动,曾经不可想象的转变为现实,曾经笃定的变得暧昧不清。金钱对人的异化所带来的精神分层正越过阶级,越来越明确地抵达每个人。作家能写的和作家会写的,也正因此悄然变化。

或许我们的阅读期待是有问题的:猎奇的情绪胜过思辨的理性。我们想看到的是作家笔下的“多人运动”,是隐射现实的“鸣人佐助”,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出轨与妥协、放纵和狼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原谅作家的妥协:出版的制约和写作的审查。但至少,我们不应该在合理抗争的领域里选择沉默——即便娜拉出走毫无准备、前途黯淡,但读者依然想看到作家认真写一写出轨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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