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告诉了我们什么？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贸易战经常被形容为国家之间的战争。事实并非如此：贸易战主要是银行家和金融资产所有者与普通家庭之间——富有阶层和其他所有人之间——的冲突。”

这句话概括了《贸易战争实为阶级战争》(TradeWarsAreClassWars)一书的主要论点。该书作者马修•克莱因(MatthewKlein)和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Pettis)认为，只有放在主要经济体内部痼疾的背景下，才能理解贸易和金融发生了什么。这些痼疾的结果是严重的全球失衡、不可持续的债务和可怕的金融危机。这对每一个人都事关重要。

这本优秀著作的基础是英国分析家约翰•霍布森(JohnHobson)1902年提出的“消费不足”理论。20世纪30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的著作再次提到了这种理论。现在，它再次切中主题。

两位作者指出：“数十年来，实际借贷成本一直低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长期预测值，并保持在零左右。”这种超低实际利率与疲弱的全球需求及低通胀的结合，是消费不足（或者用现代的说法“储蓄过剩”）的主要症状。克莱因与佩蒂斯给出的解释是，收入已被转移至富人手中，而他们不会将收入都花掉。克莱因是《巴伦周刊》(Barron's)经济评论员，佩蒂斯是北京大学(PekingUniversity)光华管理学院(GuanghuaSchoolofManagement)金融学教授。

这是整体视角。但各国经济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这一整体图景。关键的一点是，我们无法孤立地分析单一经济体发生了什么。此外，商品和服务的总体平衡是由储蓄、投资和资本流动来解释的，而非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想象的那样由双边贸易余额来解释。

另外，正如克莱因和佩蒂斯所言，“现在是金融失衡决定贸易失衡。”为了适应由此产生的结构性赤字，在美国等赤字国家，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的国内供应不得不受到挤压，对产业工人阶层造成了残酷影响，安妮•凯斯(Anne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最近出版的另一本重要著作《绝望之死与资本主义的未来》(DeathsofDespairandtheFutureofCapitalism)阐述了这种影响。

《贸易战争实为阶级战争》一书在前三章中阐述了这些基本概念。这三章讨论了世界贸易的历史、金融自由化在制造不可持续的资本流动方面的作用，以及最重要的，储蓄、投资和外部“失衡”如何相互作用。然而，该书的核心是对中国、德国和美国过去30年历史的分析。

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成功来自两点：一是中国是两位作者所称的“高储蓄”发展模式的极端版本，二是中国充分利用贸易机遇，这种做法为日本开创。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尤其是2000年以来，家庭消费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出现大幅下滑。

两位作者写道：“截至2018年，中国家庭消费仍不到中国产出的40%——这一比例远低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这是由一系列旨在将工人和退休人员收入转至企业和国家的机制造成的——高家庭储蓄率、低利率、农村进城人口缺少权利、累退税制、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国有企业不派息。

中国国民储蓄总额曾达到接近GDP50%的峰值。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这些储蓄都进入了国内投资和经常账户盈余。危机过后，信贷推动的投资进一步大幅增长（投资接近GDP的一半）抵消了经常账户盈余（商品和所有服务贸易顺差）的下降。

这轮投资激增由一场巨大的信贷热潮提供资金。如今，中国家庭消费的占比稍有上升，但按国际标准衡量仍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中国陷入了三种选择之间：信贷推动的浪费性投资，巨额外部盈余，或者将收入从精英手中大规模转移到普通人手中。

再来看看德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后的繁荣时期结束，以及本世纪头10年劳动力市场自由化以来，企业利润一直很高，而国内企业投资疲弱。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消费在2001年至2005年期间根本没有增长。”国内支出远远落后于贸易推动的收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前，德国政府的预算也非常紧张。结果出现了巨额且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换句话说，就是储蓄过剩。

2008年以前，德国及其他几个较小的欧洲国家（如荷兰）的过剩储蓄被希腊、爱尔兰、尤其是西班牙等国不可持续的信贷和支出热潮所抵消。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了这种局面。自那以来，整个欧元区都出现了破坏全球稳定的经常账户盈余，试图在全球储蓄过剩的背景下，把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变成一个大号的德国，这很有害。

德国人从他们的巨额过剩储蓄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微乎其微。两位作者写道：“过去20年一直热衷于输出金融资本的德国人，几乎无一例外不擅长海外投资。自1999年初以来，德国私营部门共计斥资逾5.1万亿欧元收购其他国家的资产。但同一时期，这些海外资产仅增值了4.8万亿欧元。”近20年来，购买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和希腊主权债务的不智之举已经导致了7%的损失。这是一种徒劳的节俭方式。

如果一部分国家储蓄过剩，那么其他国家的情况肯定恰好相反。资本流动有时会在新兴国家或实力较弱的高收入国家（如西班牙）造成巨额赤字。但赤字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是美国。美国的全球供需平衡主要由实际上扮演全球央行角色的美联储(FederalReserve)帮助实现。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尤其是在美国的收入也大幅向高储蓄者转移的情况下。由于经常账户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对安全的美国资产的需求所推动，因此，起抵消作用的过度内需来自两个来源：金融泡沫和联邦赤字。前者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股市泡沫中，在本世纪头10年的房地产泡沫中再次出现；后者出现在这两次泡沫破裂之后，以及最近特朗普上台之后。

房地产泡沫之所以特别引人探究，不仅因为它的灾难性结局，还因为华尔街魔法般地创造出世界想要的安全美元计价资产的方式：将不良抵押贷款转化为AAA级证券。

正如克莱恩和佩蒂斯指出的：“世界其他国家不愿花钱，是美国债务泡沫和美国去工业化的根本原因，而它们不愿花钱要归因于主要盈余经济体内部的阶级战争和亚洲金融危机后对自我保险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从1998年初到2008年年中，外国央行及其他储备管理机构花费了约4.1万亿美元购买美元计价资产。”实际上，许多国家的过剩储蓄推动了美国的巨额净资本流入，导致了巨额贸易逆差，以及最终美国腹地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关键是资本账户。贸易平衡只是副产品。

美国作为全球最安全、流动性最强资产供应国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正试图用一个国家的货币来运行全球经济。人们早就知道这会产生问题。尽管采取了浮动汇率制，但问题并未减少。如果外国人希望大量持有美国的流动资产，美国就必须保持巨额外部赤字，除非其私人部门希望持有同样规模的风险较高的外国资产。

任何明智的政策都要从清晰的分析开始。引发欧元区危机、美国和欧洲外围国家以及金融危机后的中国债务激增的那些失衡，都源于两项根本的失败：收入分配从大部分人口向富裕的精英阶层倾斜，以及美元的独特全球地位。

对于第一项失败，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将收入分配给那些会将它花掉、而不必进一步负债的人。在欧元区，这可能需要建立一个有能力重新分配资源的中央财政当局。在德国，这将要求政府加大投资和福利支出。在中国，这将需要进行产权改革，改善进城务工人员享有的权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工人的组织能力，并转而向富人征税。

至于美元的角色，我们应该记住，凯恩斯本人曾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议创造一种全球货币。这一幕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很明显，用一国货币来运行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会产生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一再出现，我们不应感到惊讶。事实上，如果它们最终摧毁了开放的世界经济，我们都不应感到惊讶。

如果我们不认清并回应这些挑战，我们可能发现自己持续陷入失衡和贸易战的泥潭。这是不妙的处境。我们应该躲开它。